新疆空管设备公司完成阿勒泰信标台电缆路由踏勘

同时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

（四）突出民生兜底，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山东、云南等扎实做好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优化进口关税结构，增加优质产品进口。福建、江西等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支持亚投行、新开发银行顺利筹建运营，推动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跃升。（三）精准聚焦发力，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

2021年财政收入恢复增长后，各地要抓住有利时机，努力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按照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的原则，在保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可见，欧洲各国的措施是层出不穷的。

作为一种价格手段，碳税有着一系列的优点： 第一，由于其直接增加了碳排放成本，因此减排效果快。二、是否应该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 这一问题主要是国际机构在进行讨论，比如BIS和NGFS等提出在巴塞尔协议III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下调整风险权重，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是资本充足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在风险权重资产计算中加入绿色支持因子，调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或调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在可持续金融平台下，中欧双方正在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避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碎片化发展，这一工作计划将于今年6、7月份结束。对于碳市场，国内还有一些认识需要进一步的统一。

同时，欧盟也计划实现40个机场的互联互通，使用无人机来进行货运，既降低运输时间和成本，又能降低高达80%的碳排放。作为一种价格型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有一系列的优点能够帮助达成政策设立的初衷。

五，气候信息披露问题 当前对于气候信息披露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国际平台进行，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披露建议》为基础，由可持续会计标准委员会等数个委员会围绕TCFD的标准进行整合。2019年，NGFS发布了央行开展可持续投资的指引，其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央行的储备投资中注重ESG因素，这可能会成为今后储备管理的一个趋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实施金融市场应有所作为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大政策是碳排放权交易（ETS）。二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对高碳信贷业务多计提银行资本，以应对转型时期的大规模违约。

此外，税收收入可以用作收入再分配的资金。当然，碳税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第一，如果税率定得过低，那么对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力度会有所不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德央行坚持认为央行唯一的职能就是保持价格稳定，央行不应该直接购买绿色债券，否则将干扰市场，形成价格扭曲。第五，加快植树造林，抵消农业生产的碳排放。

在这21个ETS中，区域层面有欧盟，国家层面有瑞士、新西兰等五个小国，美、加、中、日等国则处于地方政府层面，比如我国有北京、广东等八个地方政府在进行试点。因此，上述措施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

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早在1990年，英国就出台了全球首个绿色建筑评估方法BREEAM，如今全球已有超过27万栋建筑完成了BREEAM认证。比如，BIS表示将设立ESG投资池，将其负责管理的央行资金放入池子中。

第三，与碳税类似，碳排放权交易也存在碳泄露的风险，高耗能的企业可能会迁往排放成本比较低的地区。有一些观点认为，碳市场可能没有金融属性，但是从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碳市场天然具有金融属性，碳减排、碳中和是长周期的跨期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要求市场有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技能，需要市场发展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所以金融市场应当有所作为。第三，跨国公司可能会将高碳业务转移到低税负或者零税负的国家，不利于全球减排的联动。四、绿色金融分类标准 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它可以帮助界定哪些经济活动属于绿色，从而杜绝洗绿和漂绿的行为。瑞典和奥地利也在2020年4月同时宣布实现无煤化，提前淘汰了燃煤发电。比如，政府可以确定每年碳排放总额的上限，从而让减排成果比较直观和明确。

一些经济体也在等中欧的标准趋同，这说明中国和欧盟在这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如果趋同工作成功结束，绿色金融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将有望在今年七月诞生。欧盟计划在2030年，即十年后，实现所有建筑近零能耗。

在这一前提下，金融又该如何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呢？目前国际上对此有五个热议的问题： 一、央行是否应该实行绿色宽松政策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绿色量化宽松是否超出了央行的职能范围。四是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

本文将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意大利央行和香港金管局等也重视ESG理念和绿色投资。

第四，碳税政策还有一定的灵活度，政府当局可以根据情况适度调整税率和优惠政策，不断来适应减排的需求。第二，行政成本比较低，因为其可以依赖现有的税政体系实施。第四，发展碳捕获、碳储存（CCS）技术，减少工业碳排放。碳汇是指企业自愿减排并通过第三方的认证后可获得的排放额度，可以像碳排放权配额一样在市场上流转。

进入专题： 气候变化 绿色金融 。主要国家实现碳中和的产业政策路线图 截至近期，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有126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约51%。

目前，全球已运行的ETS有21个，覆盖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约43亿吨，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9%。不同的ETS之间互联互通，可以促进跨境减排的协调，还可以促进碳市场流动性。

实践中，一些央行已经在渐进式开展绿色债券投资。这一方面，拉美国家有着非常明确的措施和严厉的监管。

比如2017年，英国和加拿大共同成立了弃用煤炭发电联盟，如今已有30多个国家参加。2018年英国启动了一个CCS试点的工厂，初步测算如果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全球需要有6千个此类项目，而目前达到标准的只有几个，所以未来的40年里，任务仍然艰巨。朱隽，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在这条路径上，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而支持方认为，当前的QE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偏好了高碳排放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银行贷款当中所占比重较高，所以QE助长了高碳经济活动，央行有义务纠正这个倾向。其原因或是高估了市场对配额的需求，或是低估了减排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减排的潜力，导致部分企业本年度未使用完的配额结转至下一年度使用，总体上降低了配额的需求，导致交易市场不活跃。

另外，易行长在年初工作会上给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绿色金融工作的五条具体要求：一是要健全绿色金融标准。这些措施虽然都得到认可，但并没有银行真正开展了这些业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绿色信贷的违约率相对其他信贷更低，二是国际上没有统一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只有中国和欧盟有各自的标准，如果直接对风险权重进行调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洗绿的行为。

第一，政府设计配额时难度比较大，年度排放配额设置普遍比较宽松。二是希望中国实施碳税。